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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II):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衰落

Middle East Report N°135 20 Dec 2012

执行摘要

对于许多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来说,在这座城内已几无安身立足之地。阿拉伯人定居点已经被犹太人所包围,沦为犹太人不断扩大的居民区中间的贫民窟;隔离墙和检查站切断了与西岸的贸易通道;由于巴勒斯坦机构受到的镇压,有组织的政治生活几被根除;在他们富裕的犹太邻居的反差衬托下,这些阿拉伯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赤贫状态显得尤为突出。以色列可能没有达到其人口目标。但其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遭剥权和受孤立的程度史上鲜有。自1967年以来,绝大部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因拒绝承认犹太人占领的合法性而抵制在圣城设立的以色列机构。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却可能过时并且对自身造成危害。由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口日渐分散,被剥夺了政治代表,并且缺乏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阿拉伯民族运动亟需反思其行动中哪些已不属于考量得出的战略而仅仅是反射性习惯的产物。

自奥斯陆协议将圣城排除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临时管制之外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政治生活已经彻底改变。在拉马拉涌现的各种民族机构抢占舞台,并最终使巴勒斯坦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心黯然失色。在20世纪90年代,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势力得以勉力支撑,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名门少主费萨尔·侯赛尼所起的巨大作用。此后,侯赛尼去世;2000年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发起第二波暴动浪潮,圣城通行进一步受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耶路撒冷总部东方大厦紧接着被迫关闭,这三重打击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势力元气大伤,再未恢复。遥远而又低效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织至今没有公开其在圣城的备用联络地址。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势力在以色列限制其组织活动后逐渐衰落。

圣城里的大家族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但他们无法阻止社会结构的解体,甚至为其推波助澜:除非以色列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东耶路撒冷基本是以色列警察的禁区,许多家族因此涉足犯罪营生。今天的东耶路撒冷是一个秩序混乱,民愤沸腾的地方。当地民众委员会的政治根基虽然可追溯到第一次暴动或者之前,它们当下不得不致力于修复社会结构。神圣的埃斯普拉纳德清真寺是唯一有明确宗旨的群众集会场所,但不难预见其效果常常是煽动性的,犹太势力在此日益频繁的活动更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随着耶路撒冷与它西岸自然腹地的连接被切断,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活动家加入了斗争。代表阿拉伯居民抵制犹太定居者扩张的以色列和国际团结组织时断时续地展开了一系列运动,但都收效甚微。以色列伊斯兰运动的北分部是由谢赫·拉德·萨拉赫领导的一个以色列阿拉伯组织,该组织在上述运动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虽然它在耶路撒冷的大规模动员能力仍然有限,但圣城的阿拉伯人感激萨拉赫代表他们和伊斯兰圣地所作出的大声疾呼,以及该组织的朝圣者给当地经济的贡献。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方法过于宗教化,言辞太具攻击性。以色列当然强烈谴责萨拉赫的煽动性,有时甚至是充满仇恨的措辞。

绝大多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在1967年都选择了永久居留权而不是以色列公民身份。在以色列收回永久居留权并修建隔离墙致使约五万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困在东部地区后,他们纷纷寻求正规渠道来捍卫自己岌岌可危的居留权利。申请以色列公民的人数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加;这一话题不再是禁区。还有些人甚至开始参与市政活动,包括在市政大厅为自身权益开展游说。

由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从未有归属感,所以他们在就学、工作和社交方面与西城区建立了联系。阿拉伯人的官方地址是拉马拉,但他们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代表却无法对其行使司法管辖权;与此同时,他们在市政厅里的官方代表却是占领他们领土的入侵者。对于绝大多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来说,这种割裂扭曲的现实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真相。

如果一个民族感到被整个世界所遗弃,这对任何一方都毫无益处。这当然不符合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且对以色列也没有什么好处。疆界是多孔的,对毒品和犯罪来说尤其如此;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居民区边界问题。缺乏值得信赖的领袖同样会阻碍处理未来紧张局势并防止冲突升级的任何努力。最后,就大局而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的任何未来政治协议都离不开富有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社区的参与。

巴勒斯坦居民长期以来的默认战略,也是其领导人所强烈呼吁的战略,是抵制与耶路撒冷市政的所有自发接触。巴方对以方机构的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巴方担心这将造成承认以色列对圣城拥有主权的印象。在1967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间,抵制是一项积极的有具体目标的战略,并取得了尽管微小但有实质性的成就,主要争取到了有限的阿拉伯自治。这一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尚且有意义,因为那时东耶路撒冷还自成一体。但今天的东耶路撒冷既被边缘化又同时被融入西耶路撒冷:边缘化是因为它曾经是高度自治的城市中心,而现在仅仅只是一个拥挤不堪的、被犹太居民区所包围的社区,有着低劣的服务系统和迫切需要更新的基础设施;融入则是因为为数众多的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在“绿线”两边工作、学习和社交,经过东城的道路、轻轨和公用设施是整个城市的运作枢纽中心。

目前仍然延续的抵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逝去时代的假象,只是习惯性地延续过去做法的产物,而不是慎重思考后的决定。它仅仅是一个用以掩盖政治真空的政治符号而已。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看,抵抗运动也许仍具政治意义——它能加强巴以之间的界线,强化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同时还能拒绝承认以方占领的合法性——但同时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明显的。政治的物资和分配作用得不到发挥;社区如何争取资源以增强自身实力的问题不仅未得到解答,甚至根本无人提及。最终,由于未能就如何将巴勒斯坦在圣城的力量最大化展开全国辩论,巴以双方领导人都得以回避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不管有多么艰难,巴方都早就应该讨论评估目前抵抗运动策略是否仍有意义。这种自我审查可能得出若干结论:抵制政策仍然有意义;需要修改调整;或者是应该完全放弃。就抵制政策可能需要的修改调整也有若干选项: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参加市政选举,为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的候选人投票;可以在拉马拉建立一个影子直辖市;或者尝试建立某种集体代表机制,并于此来与以色列市政协调工作。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提出是否该改进或终止抵抗运动这一问题已经是大逆不道。尽管如此,人们亟需重新反思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和更广泛地区的战略问题,而且,倘若无人提出这些棘手和让人不快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永远也没有答案。

同一题材的另一姐妹篇章——《彻底改变?(I):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领土和信仰政治纲领》——也在同一天发表,该文章讨论了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占领区的领土政策,以及背后的一些宗教信仰转变。该报告还探讨了这些政策对巴勒斯坦政治团体的影响力。

建议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

1. 采取措施减少有关耶路撒冷的各自为政和机构重复的现象,如设立统一办公地址,由一名与耶路撒冷当局机构各部门都保持有联系的领导人牵头,开展对圣城居民的援助工作。

2. 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社会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UNESCO)展开合作,仔细核实有关以色列对旧城以及伊斯兰教圣地的不当行为的指控,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避免做出任何错误的指控。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

3. 在重组的巴解组织内部,重新考量继续在耶路撒冷抵制与以色列机构的任何自发接触是否仍然有效力。

4. 为了就上述评估做准备,在东耶路撒冷和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话,探讨在耶路撒冷应该建立何种政治代表机制。

5. 逐项评估由东耶路撒冷人提出的,旨在进一步改善巴勒斯坦社会的物质福利的市政提议。

欧洲联盟(欧盟)应该:

6. 通过落实2012年欧盟首脑峰会的耶路撒冷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继续将东耶路撒冷置入外交议程。

7. 顶住来自以色列的压力,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应该:

8. 兑现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圣城耶路撒冷的资金援助承诺,特别是在2010年苏尔特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做出的5亿美元的承诺。

以色列政府和耶路撒冷市政府应该:

9. 开展对话,讨论应该为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建立何种代表机制——这可能包括赋予阿拉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一定的权力。

10. 如果根据隔离墙重新界定市政服务范围的计划得以实施的话,批准滞留在隔离墙西边的西岸居民的耶路撒冷居留权,并保留东部居民的居留权。

11. 根据2003年巴以和平路线图的四方协议第一阶段相关规定,重新恢复耶路撒冷商会,并重新开放“东方大厦”。

四方成员(欧盟、俄罗斯、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应该:

12. 敦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尽快落实上文提及的措施。

耶路撒冷/布鲁塞尔,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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